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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83章 后记一:站起来的泥土(1 / 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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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一直相信,在纸上梳理世事相当于建造空中楼阁。如果是以卡尔维诺《看不见的城市》的笔法也就好了,反正不是实用的建筑,造型和材料随心所欲,但我想记录的是梅江边一栋实有的房子。最先让我感到的困惑是,如果按照传统建筑手法,我的空中楼阁就会像老家无数倒塌的土屋,以泥土之身站起来,然后倒下,重新化为泥土,陷入因循的命运。我当然羡慕陈忠实的手艺,在白鹿原上建起一座像枕头一样结实的房子,或者像莫言一样梳理着高密大地的生死疲劳。我一直想在纸上建筑一栋房子,哪怕是一栋土屋。最后激起我动笔雄心的,是父亲保卫土屋的决心,他一再提议要修缮好家乡的老屋。为此,我得按照最土气的办法在纸上实现父亲的心愿,为乡愁找到栖息的地方。

2015年国庆假期,父亲备好了砖石,把家乡老宅子的围墙重新砌了起来,外头全面刷上了青色的水泥。这是父亲七十大寿时最感欣慰的礼物,是家族中他独自主张和实施的公共事业,由他事先垫付花了一万余元工程费。春节时我们兄弟三人凑钱给父亲,除了分摊寿宴的钱,我还按照整个家族的男丁数均摊,只出了一个小小的份额,女儿虽然在这栋土屋里出生,但由于古旧的风俗,这栋土屋在经济上与她无关。

修缮倒塌的围墙,是父亲对老屋开展保卫战的序幕。是的,如何保卫老家,我们并没有找到很好的方案。这些年,梅江边的这个村子家家户户建起了红砖房,先祖最早开基的土屋已全面倒塌。而这栋祖父一砖一木亲手积累的房子,融会着父亲太深的记忆。如果仅仅是拆旧建新,反而是毁灭而不是保护。近几年来,在中央政策的鼓励下,赣南土坯房改造轰隆隆地推进,青山绿水间多少土屋变成了洋房,旧村变成了新村。事实上,在拆建和修旧之间,在土砖与红砖之间,一直是困扰不少人的两难选择。

我曾经在梅江边一个村子里看到一栋挂锁的土屋,房门紧闭,砖木完好,但村里的干部说城里工作的主人已在谋划将其改造成红砖房,以备春节清明回家小住。一次有位诗人朋友回乡小聚,听说他是特意回乡看看老家改造的房子。那房子一个秋日我们造访过,我们仰望屋后的青山,遥想诗人的青少年时光,品读门楣上的春联,对土屋充满深深的敬意,谁知道它转眼变成了红砖房,虽然诗人兄弟根本不需要回乡居住。我们无法探知乡村多少新建的空巢,是出于光宗耀祖,还是为了把根留住,是为了乡间别墅可供偶尔歇脚,还是为了落叶归根的长远规划,总之许多土屋的拆建成了主流的命运。

我们家族的祖屋,同样面临着这个选择。由于经济的原因,父亲的意思趋向于修旧,由于上房捡瓦这项老手艺的难以为继,只能是水泥改造屋项,这对于一厅两巷四厢加附厅的大民宅,仍然是一项浩大的工程。多年动议一直沿未实施,但屋前的围墙却由于铺盖的稻草腐烂,连连倒塌。有一次回到老家,我写下过一首《断墙》:“江面上前进的船只

以及超越行船的水鸟

田野上清风吹动的头巾、蛾子

和青涩的豆荚——越过断墙所见

尽是新鲜的人世

但从另一面望过去

这一切仿佛假象:祭品与遗像隔尘相望

引水的管子在天井边枯萎

锈蚀的自行车倚着灶台

在熏黑的房梁与青苔之间

存在大量时光整理过的空白

不止一次,旧宅子里远去的岁月

让我沉默得像一堵颓败之墙”。断墙显然有损家族的门面,但一直并未修复。就像老屋屡屡动议改造,但最后难以付诸实施,幸亏它仍然完好齐整。

父亲首先想到了修墙的工程。其实对于祖屋的开基建造和陆续拓展,仅仅这一道围墙就有构成一部家族的历史。修墙,断墙,续墙,建墙,沿着这些历史的倒镜头,梅江边一个家族的发展轨迹陆续呈现。老屋的围墙一直是土砖所砌,上面苫盖的是一些稻草和蕨草,小时候常能看到祖父在收割之后把稻草铺上去,仿佛建起了一堵新墙。围墙没有修建门楼,这次改造时父亲特意在东头预留着小轿车进出的空间。小小围墙,暗合了客家人的卜筑心理:土围,围屋,祠堂,这些族姓的兴盛标志,无疑是它延伸的理想。

为围墙粉上水泥之后,父亲也许被它的崭新漂亮而惊讶,用粉石子在临近公路的墙面上写下让人哑然失笑的标语:“严禁在围墙上写字,违者罚款”(大意)。原来父亲是担心有人在新鲜的墙面上涂划广告,就像公路两边的民房随处可见的商业图案。我们理解父亲倍加爱护的心思,更知道他希望老屋也能像围墙一样,借助水泥,能够坚持着站起来,挺下去。

土屋,是站起来的泥土,而土屋里的人,又何尝不是呢?从小就在油灯下听着祖父两兄弟讲述家族史。祖父身材高大,豪爽乐观,喜欢讲述逃壮丁的历史——我一直毫无理由地把祖父与朱德总司令的形象联系起来,而他似乎说起见过朱德从梅江边经过,戴着一顶大斗笠。在没有任何课外阅读机会的青少年时光,这部野史曾经滋养着我,影响着我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。家庭的历史,往往是与族谱一起呈现,那族谱上语焉不详的记录,又与清明的祭扫配合,形成梅江边庞大的生死场。每年清明假期,我们都要回到了梅江边那个小村庄。择日扫墓是家族集体决定,由于进城安家、单位上班的渐渐增多,祭扫日期便与国家法定假期对应起来。我们的祭扫照例分成两路,一路是去往一个叫枫坑的村子——在大山深处,十多个墓地和依稀的屋基,述说着先祖曾经有过的避世安身之想。去远山祭扫,需要骑着摩托车,爬山,走路,辗转前往,城居者体力不支多不能往。一路就是族人现在居住的地方,屋后青山,田间井旁,这依然是一个家族生存的现场。一年一度,由于清明的节俗,能够站在我们续接着血缘的土地上。站在青山远眺,一个村庄的前身今世,在鞭炮鸣放时,在牲品摆放时,在纸钱成灰时,倏然呈现。长者负有向后辈介绍祖上历史的义务。地下长眠的亲人,由于过去的年代,总是充满后人难以想象的历程。我从未见过的奶奶,据说点豆的本领是村里一绝,但早早离世。曾祖父壮岁染病,三十来岁就丢下苦心经营的货船,那是祖父经常提起的家史。曾祖父的弟弟与红色历史有关,一直吸引着我探知。听说他帮弟弟挑猪肉从红区到白区销售,同村人想买猪肉未果便向苏区政府告发,最后这位还没有成婚的苏区片长被苏维埃政府处决了。还有那些连墓碑也没有的小坟,有的是年纪轻轻染上麻风病,送进山坳里搭个竹棚,苟延性命一年后去世。这些代代传闻的先祖,我无法知道他们的音容,只知道他们经历的苦难,在纸籍里被概括成旧社会的种种不幸和不公。我不止一次在回乡扫墓之后忍不住提笔作诗,记得有一首《薄奠》:“此时山坳静寂。芟除杂草,挂上草纸

此时仰华山如一群伤逝者肃穆的背影

青烟上升,鞭炮鸣响。此时身上的血脉

像梅江一样奔涌。洒上薄酒,端上牲品

此时在三百年时光里,我摸到了一粒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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